王会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中共一大会场和代表住宿的安排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放哨人。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其父是晚清秀才王彦臣，王氏家族在乌镇世代以教书为业。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她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
      王会悟13岁时，其父病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业继续教书。在教学期间，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等。
      1918年，王会悟去湖州的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途径。经介绍，被安排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其间，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办事，与“女联”有些来往，这样，王会悟和李达便在工作中相识了。李达经常向她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1920年，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在上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京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悟负责。
      当时的上海社会动荡不安，各种黑恶势力较多。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王会悟认为，中共一大会场不能选在旅馆。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她想到了李汉俊的家，当时李汉俊寄居在他的兄弟李书城的家里，住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里，李书城是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恰好当时不在家。王会悟在征得李达同意后，亲自去找李汉俊。王会悟对李汉俊说：“建议会议上午开，并在他家楼上开，以便好掩护。楼下家里人来人往，买菜、做饭、洗衣服都可以掩护楼上开会。即使客人来，在楼下接待，楼上开会也不会被发现。”李汉俊同意王会悟的建议。于是，中共一大便在这里召开。
      接下来，就是找一幢独立的，又与李汉俊住处比较近的地方作为代表住宿处。王会悟自然就想到了博文女校。博文女校距离李汉俊住处很近，中共一大代表开会来回非常方便。当时的蒲石路博文女校距离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住处只有200米左右的距离。王会悟与博文女校联系住宿的名义是：“北京、广东有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女教师要来上海，准备在博文女校住些日子。当时，博文女校正在放暑假，房子空着，她们就同意了，给安排了楼上的两个房间。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李汉俊家召开了。代表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有个年轻人手里托着湿衣服直奔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她也赶忙跑上楼，将情况汇报给了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马上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其中几个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他们上午聚会干什么？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说：“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问题。”巡捕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幸好王会悟报警及时，才让代表得以及时疏散，这样，在开会期间，由于密探的突然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
      会议停了两天，代表们提了好几个开会地点的方案，有提议去上海，有提议去西湖的，但代表们经过分析都认为这些地方虽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这时，王会悟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便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充当会议的“哨兵”，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就这样，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完成了“一大”最后议程，到下午6点多钟，会议结束，这一刻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大的顺利闭幕离不开王会悟，没有王会悟也就没有今天的南湖红船，她是南湖红船的直接见证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