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教育信息化一再被提上重大战略层面，“智慧教室”成为各高校教育现代化实践的重点领域。通过对“智慧教室”的教师本质和语义用法等层面的审视发现，“智慧教室”的叫法不甚准确，“智能教室”是更加合理的命名。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在“加快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战略部署中，明确提出“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连用两个“智能化”对现代化教育平台进行界定和规范，更促使我们深思“智慧教室”与“智能教室”二者的差异。
本质层面，教室作为环境客体不具备主观能动性
学界对于“智慧教室”的概念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这一共识认为，“智慧教室”是运用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技术增强教学内容呈现和对整个教学环境的感知，利用物联网、互联网等通信技术优化教师和学生的沟通交流，促进个性化教学活动开展的教学环境。中国历史上教学环境的发端始自夏朝，当时被称为“庠”，是教室的萌芽形态。“庠”字由一“广”一“羊”组成，“广”表示与房屋有关，是教育的场所。之后又经历了私塾、书院等私学，到太学、国子监等官学，16世纪末实行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环境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教室，是现代教学环境演变的源头。纵观从黑板、讲台、桌椅的教室标配，到拥有电子音像设备的电子教室，到配备电视、投影仪、幻灯、白板等设备的多媒体教室，再到当前以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智能交互技术为依托的“智慧教室”，可以说，教学环境的革新为教育教学提供了日益先进的环境支持，“智慧教室”作为先进教学环境从技术本位上有力促进了课堂形态的转变。建设“智慧教室”，乃是构建一种以当前的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教学环境，这一新型教学环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基础支撑物，作为客体存在本身，它不具备推进教学模式变革的主观能动性。
语义层面，“智慧教室”存在歧义性
“智慧”一词源出哲学，古已有之。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哲学行为描述为“追求智慧、靠近智慧”；中国古代，王充以“智慧”为区分人与万物的标志，在其《论衡》中提出“人，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的见解。此后“智慧”一词跳脱出哲学话语进入日常生活，并因其模糊含混的广泛使用而愈加鲜活。根据《汉语辞海》的权威解释，“智慧”是指“人辨析判断和发明创造的能力”。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要旨在于明确“智慧”不同于“机灵”“聪明”等近似概念，它处在一个更高层次的范畴之上，因而也只能在更高的范畴上使用。“辨析判断”和“创造发明”作为主体行为所呈现出的能力，仰赖于人类主体的意识行为。当“智慧”与作为教学过程呈现场域的“教室”形成固定搭配——“智慧教室”——本身呈现出一定的歧义性，语义上我们不能说教室是智慧的，因为教室实际上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只有当教室与教师、学生融为一体而呈现出课堂的形态时，“智慧”一词在语义上才是成立的。
综合而言，“智能教室”是更加合理的命名
从教室本质的层面，“智慧教室”这一名词的不准确，恰恰在于它被人为赋予了主导教学变革的主体地位。“一个拥有智慧的教室”，似乎配备智能化设备的教室不再是为教学提供基础支撑的客体环境，其“智慧”成为推动教育教学变革的主动性力量。事实上，教室作为客体物的存在本身，并不预示某种新的教育发展趋势，真正主导课堂本身并推动教学模式变革的仍然是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教室作为教学环境支持教学主体开展教育活动，并且受制于教学主体。此种意义上而言，新型教学环境是继“电子教室”“多媒体教室”之后的最新教室形态，用“智能教室”来命名配备多种多样智能化设备的教室则更为准确恰当。
从语义用法的层面，当“智慧”一词与人形成固定搭配时是合理的，而“智慧教室”则存在歧义。“智能”一词是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而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它有别于“智慧”对时空的不加限定，“智能”指示的是当下，指示的是“此时此刻”技术的发展程度——尤其当下以“虚拟技术”“智能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程度。在对智能概念的阐释中，《现代汉语词典》指出“智能”包含“具有人的某些智慧和能力”的内涵。这种阐释揭示了“智能”的主体可以是人以外的任何实在物或虚拟物，只要该物拥有人类脑力上的某些特质。常见的语词有“智能机器人”“智能手机”“智能系统”等，而“机器人”“手机”“系统”之所以被普遍认同为是智能的，是由于它们作为高科技产物在某些方面具备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智慧或能力。当我们说教室是智能的，正是凝视教室的技术本位，对这一智能化的新型教学环境给予肯定。因此，“智能”与“教室”的搭配在语义学上更具合理性。
综合教室本质和语义用法两个层面，“智慧教室”的用法虽然在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大潮中被普遍使用，但反观“智能教室”，不仅“智能”与“教室”形成一组符合语义用法的合理搭配，彰显出现代化技术手段在当前及未来教室形态中的重要性。而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以促进人发挥更大的智慧，不正是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吗？
（作者单位系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胡泽民为该校副校长）
